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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晨陽 來源: 中國科學報 發布時間:2019/12/25 1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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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高校性騷擾終結令落在實處

           

          李晨陽

          ■李晨陽

          這個12月注定不平靜。

          先是北京大學助理教授馮仁傑被曝以欺騙方式與多位女性同時保持性關系;緊接著,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錢逢勝長期騷擾並猥亵女生的消息又被曝光。

          與前幾年一些類似事件相比,此次北京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都在事件曝光後作出了迅速反應,涉事教授均已被辭退。

          12月16日,教育部明確表態:對教師性騷擾學生等侵害學生身心健康的行爲“零容忍”。同日,教育部等7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師德師風建設的意見》更是明確指出,將集中治理包括“高校教師性騷擾學生”在內的不良行爲,情節嚴重者將被依法撤銷教師資格、清除出教師隊伍。

          這讓人期待:高校性騷擾的終結令是否已經到來?

          這讓人思考:從“零容忍”到“零傷害”,高校要怎樣把工作落到實處?

          “師生戀”绮夢不再

          魯迅與許廣平、沈從文和張兆和,《窗外》《穆斯林的葬禮》……無論現實還是文藝作品中,“師生戀”都有著並不小衆的文化土壤。

          這也讓不少人在得知一些國家和地區普遍禁止“師生戀”,甚至將“師生戀”定性爲一項惡行時,大跌眼鏡。

          自上世紀80年代起,美國高校開始紛紛制定規則禁止“師生戀”。如果與直接授課的學生發生性關系,教師將受到嚴肅處分。

          在我國台灣地區,利用監護、教育、醫療等關系獲得性交機會,會被判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類似規定在歐美和港澳台地區都並不罕見。但在中國內地,對“師生戀”的批判尚未形成共識。

          具有一定學識和聲望的教師,與容易好奇、擅于崇拜的年輕學生之間,不一定有“紅顔知己”式的邂逅,但一定會存在不平等的關系。這種不平等,既包括年齡差距必然帶來的人生閱曆、社會地位、金錢資源等差距,也包括師生關系中特有的權力架構和身份定位。

          而權力結構下産生的所謂“感情”,都很難徹底擺脫權力的烙印。處于弱勢的一方可能會因爲擔憂對方的權力脅迫、崇拜對方的權力光環,甚至憧憬對方許諾的種種好處,而被動地進入一段關系。在這樣的關系中,弱勢一方的個人意志難以得到充分尊重,也容易滋生長期的情感控制和情感剝削。

          有調查顯示,在權力關系解除後,很多當事人會爲當初的投入感到後悔。

          更嚴重的是,對“師生戀”的姑息,已經成了性騷擾等行爲的遮羞布和擋箭牌。在北京大學馮仁傑的案例中,涉事教師就以戀愛甚至結婚等名義,騙取女學生的情感和身體。在另一些案例中,即便受害學生已經出現了抑郁甚至自殺等情況,侵犯者也會用“戀愛關系”“女生追求自己”等理由進行辯解。

          因此,從制度上禁止教師與學生的情感關系和性行爲,從文化和輿論上對所謂“師生戀”重新定性、嚴格正名,也就是從源頭上治理高校師生之間的情感糾紛和兩性亂象。

          矯枉未必過正

          教師幫扶學生,學生景仰老師——健康的師生關系是美好而令人向往的。有人擔心,鼓勵、支持、保障學生維權的過程,是否會影響正常的師生關系,甚至把教師置于一個不利的位置。

          “如果我出于好意關心和指導學生,卻被學生誣告爲‘性騷擾’,豈不是個人聲譽和職業生涯盡毀?”一名教師表達的擔憂頗具代表性。

          學生誣告教師的可能性的確存在。但具體到“性騷擾”等性暴力行爲的指控上,恐怕概率並不會很大。英國在上世紀90年代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關于強暴的指控中,只有8%~9%是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的。而這8%~9%的案例也並非全是誣告,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調查方法不當導致的證據缺失。

          鑒于中西方在性別理念和輿論環境上存在的客觀差距,這些20多年前的數據對當下中國社會仍有借鑒意義——由于性侵受害者在報案後更容易遭受輿論攻擊等二次傷害,謊報和誣告性侵的概率其實是非常低的。

          相比學生濫用權力甚至構陷教師這種可能性,更值得擔憂的其實是受害學生不敢舉報甚至求助無門。

          2017年,廣州性別中心根據6592份數據樣本及上百案例發布了《中國高校大學生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顯示,不論男生女生,在遭遇性騷擾後選擇沉默忍耐的比例都接近半數。僅有2.7%的女生和1.6%的男生選擇報告校方等管理部門;僅有1.2%的女生和0.5%的男生選擇了報警。而舉報成效也不盡如人意:在報告校方的受害者中,僅有23.7%對處理結果感到滿意;報警的受害者中,僅有19.2%感到滿意。

          廣州性別中心的這篇報告自發布後也是爭議不斷,目前原文已難以查看。2018年12月,該中心因故停止運營。

          這是校園性暴力事件最令人痛心之處:對學生傷害最深的,往往不是性侵者造成的直接身體傷害,而是遭受侵害後難以得到有力的支持和回應,打破緘默後招致的輿論壓力和社會歧視,以及由此帶來的心理創傷。

          把握“5年之機”

          早在2018年,針對一批曝光的高校教師性騷擾事件,教育部就曾表示將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預防性騷擾長效機制。

          與此同時,國內數十所高校的學生和校友也發起了建立性騷擾防治機制的倡議。倡議內容涵蓋面向全體師生的性騷擾防治培訓、講座、網絡調查等。有倡議提出應設置接受性騷擾舉報投訴的信息渠道,並且明確受理性騷擾行爲投訴的部門及具體負責人。

          但時至今日,依然只有少數高校自發采取了部分措施。在這個問題上,顯然不能等待星星之火的力量,而是需要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

          此次《意見》提出,經過5年左右努力,基本建立起完備的師德師風建設制度體系和有效的師德師風建設長效機制。若能抓住這一“5年之機”,組織專家研討,構建更加科學、合理、有效的性騷擾預防懲戒體系,並且督促全國高校積極開展相關工作,既是對承諾表態的響亮回應,也是保護教師學生、守衛校園淨土的有力出擊。

          首先應當在尊師重教的基礎上,明確教師對學生的權力邊界。特別是碩士和博士期間,導師作爲研究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固然有評價學生學業表現的資格,但在畢業答辯、獎學金申請等事宜上,導師是否應該有一票否決權,值得商榷。甚至在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學生因求職、結婚、買房等個人事宜提取相關材料時,也需要導師批准簽字,這樣的機制顯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其次,對校園性暴力的預防,應從正視不回避開始。2018年中山大學處理涉嫌性騷擾教師的通告中,全程未提“性騷擾”3字。這種遮遮掩掩的態度無助于以儆效尤。應當正式把“性騷擾”等相關概念納入高校的話語體系中,通過光明正大的宣傳教育,讓師生雙方都明確各自的行爲界限,同時起到明確的警示和威懾作用。

          最後,一旦校園性暴力事件發生,高校應有一套成體系的應對處理方案,能夠兼顧公平、正義和隱私保護,必要時應主動申請警方介入。與此同時,應盡快安排專業人員對受害者進行心理疏導。心理疏導的出發點一定是有助于受害者恢複身心健康,而非息事甯人。

          師風師德,固然與教師個人的道德自律有關,但整個大環境的影響和約束作用更加不能忽視。有瑕疵的制度讓個別人有機可乘,進而産生不良的示範效應;而完善的制度則終將促人自省向善。

          希望這個12月,是真正通往轉機、通往改變的12月。希望未來5年,我們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長效機制,讓教師自覺維護師道尊嚴,助學生成長爲人格獨立、自信強大的時代青年。

          (作者爲本報記者)

          《中國科學報》 (2019-12-25 第4版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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